早上七点，我蹲在小区门口的包子铺前等油条出锅。老板娘掀开竹蒸笼的瞬间，白雾裹着葱香扑过来，她手腕上那串褪色的红绳手链晃得我眯起眼——那是去年腊月二十三，她女儿蹲在店门口用彩绳编的，当时小丫头举着歪歪扭扭的成品说“妈妈戴这个就不会被油溅到啦”。 “要辣椒吗？”她舀了勺红油浇在豆腐脑上，油花在瓷碗里转着圈散开。我摇头时瞥见她围裙口袋露出一截药盒，蓝白相间的包装角被揉得发皱。“您嗓子还没好？”上周她咳嗽得厉害，我顺嘴问过。“老毛病了。”她抹了把额头的汗，转身去给后头的外卖小哥装包子，塑料袋在她手里转了两圈，系成个死结。 八点零五分，地铁口的共享单车堆成彩色波浪。穿荧光背心的保安正把倒地的车一辆辆扶起来，有个戴棒球帽的男生蹲在旁边，手机镜头对着车筐里半瓶没喝完的矿泉水。“拍短视频呢？”保安直起腰问。男生抬头笑：“记录城市早高峰的‘遗落物’。”他翻出相册给我看：掉在座椅下的蓝牙耳机、卡在脚踏板缝里的公交卡、还有辆后轮缠着长发丝的车——“看这长度，肯定是位长发姐姐的。” 十点钟，我抱着文件穿过写字楼连廊。保洁阿姨正跪在地上擦瓷砖缝，水桶里的抹布拧出深褐色的水。“这地得擦三遍。”她抬头冲我笑，露出缺了颗的门牙，“昨天有个穿高跟鞋的姑娘滑倒，鞋跟都断了。”说话间，她突然伸手接住从天花板掉下来的小蜘蛛，轻轻放到窗台外的绿萝叶上，“小东西也怪可怜的。” 下午三点，咖啡馆的落地窗把阳光切成菱形。穿校服的男生趴在角落的木桌上写作业，笔尖在草稿纸上划出沙沙的响。穿碎花围裙的服务员端着托盘经过，故意把托盘往他那边倾斜：“小帅哥，数学题解出来没？”男生红着脸把练习册往怀里搂，托盘里的拿铁却稳稳当当放在他面前——杯壁上贴着张便利贴，画着个歪歪扭扭的笑脸。 傍晚六点半，